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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形势分析与

2019-10-06 23:26:57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年固定资产投资形势分析与展望我的钢铁

在市场冲动和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相互作用下,2004年投资经济呈现出“冲高走低”态势,成为全年经济增长波动最直接的原因。2005年影响投资增长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

,总体看来,不利因素大于有利因素,投资增长的环境比今年有所偏紧。初步预计,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左右,比2004年回落7个百分点,基本处于合理增长区间。从投资剧烈波动的形成机理来看,金融和土地制度改革滞后、产权模糊是导致我国历次投资非理性膨胀的根源,因而要抑制投资剧烈波动不仅需要短期政策调节,而且要把短期调节与长期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长期,应当把加快金融、土地制度和政府改革作为体制改革中的重中之重;在短期,应当切实贯彻落实好“有保有压、区别对待”政策,避免一刀切,造成投资与经济大起大落。 一、200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运行基本特征分析 1.投资增速“前高后低”,对GDP贡献率继续攀升 在国家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下,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呈现出“前高后低”的特点。前2个月,城镇5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高达53%,高于上年同期约20个百分点,投资领域部分行业“过热”成为本轮经济上升周期中最为突出的问题。针对经济与投资中部分行业过热现象,中央从4月份在土地、信贷、货币供应等方面密集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在市场的、法律的、行政的等一系列手段的作用下,从5月份开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以较快速度下滑。截止11月份,城镇50万元以上项目累计完成投资49274亿元,同比增长28.9%,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约1个百分点。 与投资总体实现较快增长相一致,2004年以来投资(只包括城镇50万以上项目)对GDP的贡献率上升到37.1%,比上年同期提高了约5个百分点,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则由38.4%上升到44.4%,提高了6个百分点,幅度更大。 2.中央项目增长加快,地方项目投资有所回落 月份,中央项目完成投资7496亿元,同比增长3

.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7.1个百分点;地方项目投资41778亿元,同比增长34.9%,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4个百分点。从累计增幅来看,地方项目快速回落,而中央项目不降反升,说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地方项目的影响要远大于中央项目。 3.第一产业投资继续加快增长,第二、三产业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529亿元,同比增长24%;第二产业投资19659亿元,增长40.5%。其中,工业投资18965亿元,增长41%;第三产业投资29086亿元,增长22.2%。分行业看,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投资959亿元,同比增长45.2%;黑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1730亿元,同比增长39.6%;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583亿元,同比增长28.1%;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4620亿元,同比增长47.2%。表明国家宏观调控中“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落实已经在投资较快的产业结构中有所体现,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投资出现加快增长;而投资过热的部分行业主要出现在以制造业、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出现较快回落;第三产业投资受宏观调控影响不是很大,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仅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 4.各地区投资均有所回落,西部地区回落幅度更大 固定资产投资是形成物质生产的基础,投资规模对地区经济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受投资资源的限制,投资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在投资规模一定时,一些地区投资的增加意味着其他地区投资的减少,从而可能使一些地方发展较快,另一些地区发展缓慢,从而拉大地区间发展的差距。从2004年地区投资分布来看,月,东部地区投资27312亿元,增长27.1%,增幅比月回落2.4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投资10465亿元,增长33.1%,与前7个月基本持平;西部地区投资10590亿元,增长33.1%,增幅回落1.1个百分点。总体看来,西部地区投资增速高于东、中部地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西部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 5.资金来源增幅回落,银行贷款增速继续下降,自筹资金比重上升 从资金到位情况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53043亿元,同比增长30.9%。其中,国内贷款10790亿元

,增长17.4%;自筹资金27335亿元,增长38.2%。从资金来源情况可以看出:(1)国家预算内资金近年来呈现增长下降趋势,对投资影响变得越来越小;(2)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商业银行贷款速度明显放慢;(3)利用外资依然保持较快的增长,但与上年相比有减弱的趋势;(4)在国家、银行、外资等几个筹资渠道均出现恶化的情况下,企业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找门路,使企业自筹资金增速急速上升,说明企业投资自主性大大增强。 二、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变动的主要因素 我国历年投资增速大多远离平均速度,说明投资波动过于频繁、波幅过大,从而导致经济的波动也相当频繁。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国投资波动如此频繁和巨大,有必要做进一步分析。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影响投资扩大规模的因素有很多,但都服从一个条件,那就是利润最大化条件。利润最大化条件决定了单个企业投资规模的上下限(边界)

,从而就决定了社会投资总规模的上下限(边界)。 (1)当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时:一方面对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导致这些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企业投资成本也随之增加,从而导致企业利润增长减缓,达到一定的程度还会出现下滑甚至亏损,这不符合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所以企业会选择要素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时不再扩大生产规模,由此决定了企业投资的“上限(边界)”。另一方面,本期投资规模扩大必然会导致本期乃至以后多期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大,只有当企业生产的产品与整个社会对其需求相对应时,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才不会被闲置,扩大生产能力才可能是可持续的。否则,迅速扩大的生产能力由于生产产品的滞销而出现闲置,也将严重影响企业投资效益的提高和利润的增长,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企业投资行为要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而不能一味地扩大。分析表明,在完全市场经济中,企业从而社会投资规模并不是无限制可以扩大的,其“上限”是由要素价格、市场容量和利润最大化原则内在地决定了的。 (2)当由于各种原因企业投资规模出现缩小时:一方面要素价格由于需求减小不断下降,从而企业投资成本下降,这样会使原先利润率低或赔钱的投资项目由于开始赚钱或者利润上升而上马,这都会促使企业增加投资从而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另一方面,在企业投资规模缩小的情况下,对特定产品的投资和生产必然不断下降,其需求一定的情况下,供给的下降必然引起价格的上升,从而增加企业利润,进一步刺激企业扩大投资规模。这表明企业投资即使由于某些原因出现下滑,但由于要素价格下降、产品价格上升以及利润上升等原因,照样会刺激企业投资回升甚至加快增长,这同样决定了企业投资从而社会投资规模的“下限(边界)”。 由于我国正处在转轨过程中,市场经济还不完善,体制、政策等各方面的改革还不到位,企业投资规模的确定不是完全按照市场原则确定上下限(边界),而是人为地放大或者缩小了投资规模,导致投资行为的“羊群效应”更加突出

,投资波动的幅度与范围更大,政府调节稳定投资显得更加必要。近20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波动的幅度是相当大的,最低年份(1989)为负7.2%,而最高年份(1993)增速高达61.8%,增幅差距近70个百分点,即使扣除物价因素也在50个百分点以上。究其原因主要是: 转轨时期改革的滞后扭曲了生产要素(资金、土地与劳动力)价格形成机制,从而导致了投资的“非理性繁荣”。资金、土地与劳动力是投资活动顺利进行的必备要素。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趋近无穷大,劳动力价格低廉,这是由国情所决定的,我们且将其看作是外生变量。 从资金来看,虽然我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很高,银行存款余额非常庞大,看起来资金供给似乎很充裕。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国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人均收入较低。与几乎无穷供给的劳动力相比,与经济发展起飞阶段所需要的巨大资金缺口相比,资金在我国依然是相对稀缺的资源,决定了资金价格(利率)在我国应当是比较高的。资金价格相对较高,资金更应当配置到效率高的企业和产业当中去。但在国有企业和银行改革缓慢、投资的软预算约束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再加上当前利率生成机制僵化(主要由货币当局控制),不能从根本上反映资金供求变化状况,导致效率偏低的国有部门依然能够获得巨大的贷款资源,而广大非国有部门即使效率较高、有很好的投资机会,也不能获得应有的资金支持。这一方面造成国有部门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非理性扩张,成为投资波动最主要的根源;另一方面广大非国有企业却不能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支持,要么影响投资和发展,要么选择非正规渠道、高成本融资,不仅提高了投资成本,而且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可见,(1)利率生成机制僵化,(2)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3)银行改革滞后是导致当前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从而投资行为异化和投资波动的主要根源。 现行土地征用制度有两大环节,一个是政府垄断经营土地一级市场,另一个是征地按土地的原用途补偿。政府垄断一级市场,就要对无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所有用地项目一概实行征用;按原用途补偿,又将农民集体和承包农户完全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之外,并且农户不直接参与补偿的谈判,只是一些代表的“集体”有权去谈判补偿条件。这样征地就能实现低进高出,补偿条件远远低于土地的机会成本。这样,地方政府通过“划拨”、“协议转让”和“竞价拍卖”三种方式出让土地无偿划拨的土地远远供不应求,因此,划拨和批准划拨的权力就有了“市值”。这样一方面地方政府只需支付较小的成本就能从农民手中获得土地,另一方面又能通过出售“划拨权”获得巨大收益。“空手套白狼”,必然的结果是滥用征地权、利用征地权寻租、农民权益受损等各种现象频频发生。 综上所述,金融和土地制度改革滞后、产权模糊是导致我国历次投资非理性膨胀的根源。既然投资非理性扩张与银行、土地制度改革密切相关,因而要抑制投资剧烈波动不仅需要短期政策调节,而且要把短期调节与中长期体制改革联系起来。 三、宏观调控需要长短结合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中,通常以长期、体制和结构问题为给定前提,集中讨论短期、总量和政策问题,这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许是适应的,因为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结构变动和体制调整在短期内几乎是不变的,因而可以假定为是既定条件。而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中国经济,这些因素不仅是可变的,而且直接影响着短期因素、总量态势和政策的变化。因此应当重视体制因素对短期影响以及体制和政策联动性。 (一)长期:加快推进体制改革进程 1、加快金融体制、土地制度改革。加快体制改革,必然涉及金融体制的再造,而银行改革又是重中之重。因为,目前我国仍然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国家,这次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更说明了银行问题的严重性。由于国有银行的垄断尚未打破,银行的经营行为存在着很大的扭曲:一是官员点贷,贷放给了那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政府竞争工程;二是私人骗贷(如上海姚康达骗房贷7000多万);三是银行乱贷,不问资质债信,不考虑还款保证。于是贷款集中流向垄断行业,流向大客户,一般行业和中小客户贷款无门。可以说,我国的金融业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潜藏着很大的危机。因此,加快银行改革和发展独立的资本市场是一个紧迫而重要任务。 2、推进政府改革。在目前的体制条件下,中国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是一个具有二重角色的强势存在,一方面,它是一个国家权力机构,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行为主体。角色的二重性决定了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的二重性。作为权力机构,政府的行为目标是政局稳定,作为经济行为主体,政府的目标是本地区和本部门收益的最大化。这一切就决定了政府间的经济竞争相当激烈。一方面,政府竞争推动了经济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改革的前进;另一方面,政府竞争也带有很大的负面效应。首先是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这一次的经济过热和调控与此密切相关

。其次是造成了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以及村级债务的大量积累。因此,加快政府体制改革,规范官员行为,就成为进一步改革的中心和关键。解决的办法在于,一是限制政府权力,二是建立公共财政,变管理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 3、提高投资效率,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首先,建立有效的信息导向制度。在投资主体注重理性思维、讲求投资效益的条件下,信息对其投资行为的导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政府在减少对投资项目的直接审批之后,要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定期披露产业投资信息,做好产业投资预警工作。对于国家鼓励或限制的投资项目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技术标准、环保标准等进行准入和退出管理。为了做好投资需求和市场信息的发布工作,国家和各级政府还应建立项目开工和投产登记制度,这是关系到各种产品供给和需求在短期、中期、长期变化的重要信息,在国家只对国家出资的项目和特大型项目进行审批之后,掌握建设项目信息的情况主要依靠项目开工和投产的登记。应该由国家统计部门来承担这项工作并把统计口径扩大到全社会。 (二)短期:贯彻落实好“有保有压、区别对待”政策 今后宏观调控工作中要继续落实好“有保有压、区别对待”政策,避免一刀切,尤其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适当延长调控周期,不断巩固调控成果,并根据经济运行变化适时调整和完善调控方法。在当前宏观调控的大格局下,既要有效控制民营经济非理性的投资增长,也要注意引导、保护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四、趋势预测:2005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17%左右 展望2005年,世界经济由强劲回升转向平稳增长,国际初级产品价格稳中趋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预测,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比2004年降低0.个百分点,世界贸易增长率将降低1.个百分点。这对我国出口从而对投资的拉动作用将小于2004年。 2005年国内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从体制环境看,投资体制改革和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已经相继推出,市场机制引导的内生经济增长活力进一步增强。城市化、工业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等中长期因素将使我国经济继续维持旺盛需求。从供给保障能力看,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紧张的状况会继续存在,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形成较强约束。从政策环境看,2004年财政政策扩张性减弱,货币政策操作上适度从紧,其滞后和累积效应将进一步显现,使经济增长势头减弱。 总体看,200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比2004年略为偏紧。根据国内外环境预测,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82016亿元,同比增长17%,比2004年回落7个百分点,增速基本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作者:周景彤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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